各位领导和来宾朋友们：

　　今天，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应邀和大家一起参加《舟山市“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回顾六十多年前，发生在舟山东极海域的广大贫苦渔民和我父辈等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发扬大无畏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抢救和护送“里斯本丸”沉船上的遇难抗日英军和侨民的真实历史。
　　对此，请允许我代表已故五十六年的父亲——缪凯运先生和全家，包括海外亲属、长辈，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对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等各级领导的热心安排和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是缪凯运先生惟一的女儿，对于父亲在该历史事件中做了中国人应做的事，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但对父亲不明不白的被害，我也感到非常的冤屈。几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比较客观的、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加任何偏见的去正确评价当年东极渔民和我父辈们，在那特殊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冒死救护抗日英军和侨民的重大历史事实。因为这段历史，父亲和全家确确实实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磨难。
　　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为我们：“了解历史、研究现状、开创未来，”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和机遇。我们通过《历史研究会》的成立，将这段重大历史题材挖掘出来，为舟山经济、文化的大腾飞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想：我的父辈们当年所承受的一切磨难，那就更没有什么遗憾了，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安息了！
　　父亲之所以能在国难当头、大事大非情况下，冒死做出了中国人应做的事，其实是与先祖善良教育和所受进步思想分不开的。父亲的祖籍在普陀区施家岙一户农民的家庭，但他出生在上海工人的家庭里。他从小爱学习、爱劳动，十多岁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工，并自学了多国外语。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父亲当时21岁已随爷爷回到舟山，在登步岛鸡冠礁小学担任校长，与登步乡乡长王继能（当时32岁）两人都为国担忧，经常在一起商谈时局，愿意为抗日献身，于是这两人就成了结拜兄弟，并在登步等岛联络了许多爱国青年……，准备拉队伍抗日。
　　有了人没有枪可不行。当年，我父亲有一股狠劲，当他得知葫芦岛地方上有一批枪支后，就带了几十位青年上了葫芦岛。他敲开了我外婆家的大门，一人走了进去，自报姓名说：“我是你没有见过面的女婿——缪凯运，现在有一事相求。”外婆问：“有何事？”我父亲回答：“要借枪。”这可吓坏了这位小脚老太太，无论我父亲讲什么道理都没有用，当即被我外婆拒绝。我父亲只好另找葫芦岛上的头面人物翁贤方和周瑞意两位，说：“老前辈，我们要抗日，现想借你们岛上的自备枪用；如你们要钱，我先出借条，事后可凭条找我丈人拿。”这话也把老翁、周两人吓得魂不附体。我父亲接着又说：“你们头脑里只想要钱，却没想到现在国难当头，但请你们尽管放心，我们今天借枪不是去趁火打劫，而是要保国卫民。你们今天就是不借，我也拿定了！”话刚落音，就冲进来几十位青年人，把这批枪支拿了就走。外婆闻讯，急忙找到翁、周两人说：“两位大兄弟，这事突如其来，实是谁也料想不到之事。他们拿枪做啥？我不懂。这个‘舜耕’（父亲家里的小名）也没来家吃过一餐饭，我想家丑不可外扬，但地方上也不可没枪，他们拿去的枪我出钱，你们赶紧设法去买来补上，但最要紧的还请二位一定给我保密。”
　　我父亲这些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有枪后，就开始在登步岛、六横岛、桃花岛、普陀山和郭巨等一带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
　　1939年3月15日……，父亲这支抗日游记部队被编为第四大队。
据《普陀县志》等记载：民国28年（1939）8月，日本海军退役将领村上独潭，率日特数名化装和尚，潜入普陀山普济寺建立情报中心，发展日特和亲日分子8人，29年（1940）11月，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李思镜奉县长苏本善命，率部化装香客至普陀山，擒获村上独潭，缴获情报器械。
我的父亲一生虽短暂，但他的耿直、磊落、重骨气，志效报国，视死如归那种刚强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在我当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是缪凯运先生惟一的女儿，现在，我从教师岗位上已退休多年，丈夫也从教育岗位上离休多年，我们全家生活得非常幸福。但几十年来，因历史的原因，我们一直也没有比较客观的、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加任何偏见的去正确评价广大东极渔民和我父辈们在那特定历史条件下，冒死救护抗日英军和侨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今天，我也是从娃娃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发生在舟山东极的“里斯本丸”沉船历史事件，后来又时常受到长辈们的多次（反复）讲述，给我记忆犹新。特别是2002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六十周年前后的一系列报道和北京电影学院莫雪峰老师的采访、交流，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该重大历史题材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恩恩怨怨，而且确确实实是我们舟山人民一笔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财富。如何充分利用好、开发好、使用好舟山人民共有的这笔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财富，是历史赋予我们舟山人民难得的一次大发展的机遇。对于成立历史研究会，确实也是广大东极渔民和国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为此，我们不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应以饱满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尽心尽力地配合“历史研究会”做好这项非常复杂、但又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和各界贵宾朋友们着重介绍我所了解和掌握的部分关于当年父亲获悉三位抗日英国盟军被东极青浜岛渔民冒死救获并藏匿后，请他（缪凯运副大队长率领下的定象抗日游击第四大队）帮助、救护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动人历史。
　　故事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起：公元1942年（民国31年）9月底，日军将东南亚广大地区占领后劫掠来的许多珍贵财物和俘虏的英国官兵及商人约2000多人，装押在日军掌握的“里斯本丸”客货轮上，欲驶往日本。10月2日上午。当该轮行驶到中国浙江舟山东极海域时，突然被水雷击中，船舱迅速进水，情况万分危险，英俘大部分被关押在该船大舱中，日军不但不放他们出来逃生，反将大舱舱门紧闭，经过众年青英军全力撞击，总算打开一门得以逃命，此时抢逃拥挤场面十分悲惨。当时，英俘逃生跳入海中者许多当场淹死，活着的均抱着各种浮物拼命游向青浜岛和庙子湖等近岛，还有大批英军和侨民家属及孩子均来不及逃生，而随“里斯本丸”日轮沉入海底（这段实情由英美烟草公司驻香港烟厂总监伊文思当年亲口所述）。
　　当年的东极诸岛渔民只种很少的山地蕃薯，广大渔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米饭可吃，穿的都是补钉补补钉的大襟布衫和龙裤；当“里斯本丸”出事时，青浜岛上有许多人是亲眼目睹、远看着该货轮沉没大海那惊险一幕；当他们发现沉船海面上漂起许多浮物时，就不由自主地纷纷将小舢舨船划往出事海域，到了近处才看清楚，除了从沉没大货轮上漂来的大批木头、布包外，海面上、浮木上均挣扎着大批活着的金发外国人（注：当时不清楚那国遇难者），他们有些是穿着救生衣、有些是半裸体的，还有的身上有龙和花纹的纹身。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东极渔民不顾安危，纷纷自发地，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抢救遇难的大批外国幸存者的行例。
　　在众多的幸存者被青浜渔民救上岛的时候，青浜岛渔民唐如良（绰号：唐阿荡）发现，有三位与众不同的光脚幸存者，他们是由其他光脚幸存者搀扶着上岛的，经其中几位（香港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幸存者用不太流利的香港汉（粤）语的演示，唐如良方才知道：这三位众人搀扶者是他们遇难者中有特殊身份的领导者。当即，唐如良就将这三位有特殊身份的幸存者安排到自己家里住下。
　　第二天（10月3日）早晨，唐如良即派小舅子王邦荣先去告诉家住南田湾的好友翁阿川（绰号：和尚阿川），让他作好准备安排三位有特殊身份幸存者的藏身之处。因南田湾离南岙较远，又比较偏僻，是不太引人注目和安全的小村子。下午，太阳西斜时，唐阿荡亲自护送三位特殊身份的外国人来到了翁阿川的家。翁阿川就让三位外国人白天躲藏到南田湾北面海边的小湾洞岩体中，晚上再接他们回家过夜。
　　第三天（10月4日）早晨，获救的外国人发现，住在唐阿荡家的三位领导者不见了。于是，不明真相的外国人都聚集到青浜岛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岙“天后宫”庙房里，向青浜岛的唐阿荡打手势要人（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三位领导出事故），经唐阿荡等人的耐心（打手势）解释，方才平息了外国人的误解和怀疑。吃过晚饭后，唐阿荡估计不会有什么意外事，就悄悄地领着外国人选派的代表去南田湾翁阿川家神秘地拜见了三位特殊身份的外国人，并带回了三位领导对全体幸存者的指令，大家方才完全明白，中国青浜岛渔民正在设法与外界抗日游击部队联系，让全体幸存者上大陆回国，分开居住是保护他们的措施。
　　正当青浜岛乡民总干事赵筱如和乡民代表会主席唐品根与唐如良、许毓嵩、李潮洪、任信仓、王祥水、翁阿川等商议派员与定象游击指挥部抗敌自卫大队（第四大队）联系救护外国盟军之时，日军五艘军舰已包围了东极诸岛，并在下午分多路开始对青浜和庙子湖两岛有目得地进行了大清剿；也许是为了保护三位特殊身份者和不让岛上百姓再添麻烦，住在庙房和渔民家中的外国人听到同伴的吹哨声，都主动出来集合，马上都被日军押上了军舰。仅有被渔民藏在青浜岛南田湾小湾洞的三位特殊身份者幸免被捕。唐如良的妻子王姣云和翁阿川的妻子留阿女，以及女儿翁柳香仍为藏在小湾洞的三位外国人天天送水送饭，但他们万分担心，万一让日军知道了怎么办？因为，当时日军的巡逻炮艇每天都在舟山群岛各大小岛屿之间巡逻盘查，情况万分危险。
经唐如良与大哥唐品根的紧急商量，由赵筱如马上将青浜岛上的情况报告了住在庙子湖岛的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他们知道，沈品生与我父亲抗日第四大队关系较好。所以，沈品生当即和庙子湖岛（五保长）吴其生驶船找到正在葫芦岛岳父家作客的缪凯运副大队长请求帮助。父亲听了沈品生、吴其生俩位的紧急报告后，马上带着贴身警卫芦瑞元等四、五个卫兵，由沈品生和吴其生两人领路，冒着日军巡逻艇的盘查危险，连夜驶船赶到青浜岛小湾洞，拜会了三位外国人。因当年我爷爷和奶奶在上海外国人开办的（得力峰）电话公司做工多年，父亲也就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读完了小学和初中，接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工，并自学了多国外语。经父亲与三位外国人的交流，这才知道三位外国人都是英国抗日盟军，其中一位生病发烧，但很会说话的英国人，名叫：伊文思（当时是英美烟草公司驻香港烟厂总监）。另两位是英国驻香港总督衙门的高级职员和英国皇家海军印度特遣舰队的中尉，他俩的译名是：詹姆斯顿和法伦斯，这两人都不太爱说话。父亲觉得事关重大，应尽快设法将这三位英军盟友迅速送往大陆。为此，父亲当机立断指示沈品生等人对此事作了周密的布置和保护的措施。一边派芦瑞元带卫兵速去沈家门报告岳父杨福林老先生，请他出钱请医生到葫芦岛。然后，父亲连夜乘船赶回郭巨第四大队所在地，又分别派人报告正在康头整训部队的定海县六（横）桃（花）朱（家尖）普（陀山）守备区主任兼定象抗日游击第四大队王继能大队长和定（海）象（山）县苏本善县长。
　　当芦瑞元等人赶到沈家门找到我外公（杨福林）后，赶紧把情况向杨老先生作了报告，杨老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来者，并再三嘱咐：“你们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一定要设法躲过日本人的眼睛，把这封信带去葫芦岛交给我老婆，她会配合你们行事的，我也会及时带医生赶去的。这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当芦瑞元等赶回（郭巨）部队汇报，已是后半夜了；父亲有了杨老先生的帮助，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周密地布置了转移和护送三位英军盟友的具体方案。
　　又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东极乡青浜岛渔民阮如康（绰号：小句鱼和河豚鱼，已婚）、郭阿德（当年18岁）、郭大康三连襟在他们妻伯唐品根和五叔唐如良等亲友的周密安排下，按照父亲的行动线路，用一条小舢舨船，把三位英军盟友化妆好，穿上渔民的破衣襟衫和肥大的龙裤，并隐藏在舢舨船蓬下，经过仔细伪装，再装上鱼筐后，三连襟就摇撸直航葫芦岛。父亲还派了一只护航船亲监督阵，紧紧地跟随着，以防日军巡逻艇的拦截，那晚正好是顺风顺水很顺利，小船驶了3个多小时，终于安全到达葫芦岛沙滩（即：葫芦岛的岙门口）。郭阿德三连襟把发烧生病的尹文思和詹姆斯顿、法伦斯搀扶着交给了等候在葫芦岛接应的第四大队俞登年等人；三连襟的小船刚离开，我父亲的护航船也随后赶到葫芦岛，他们赶紧摸黑（也不敢点灯）把三位英军盟友搀扶着送进杨家大院，外婆立即叫人“关好大门，消息绝对不得外传。”我舅妈史兰仙（当年约27岁），也很贤惠，马上将三位英国人已湿透的衣裤换上干净的。当晚三位英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烧，约过了不多时，我外公也雇渔船从沈家门赶到了葫芦岛，并花重金请来了一名（大约）叫李启良医生（当时是医学博士）。经过打针、吃药和休息，到天亮时，他们的烧也退了，又吃上了热气腾腾的蕃薯稀饭；伊文思的话又多了：“哦，OK！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不法的日本强盗把我全家弄到船上，‘里斯本丸’出事后，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儿子被海浪冲走，而无法相救，自己也真不想活了，是你们这些好心的中国人冒死救了我和我的战友，若我们能回英国家乡，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你们中国人的大恩大德，决不食言！”这时，我外公和我父亲才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父亲当场就说：“先生，你错了，我们救人不是为了图报答，况且我们也有钱；希望你们能够平安地回国，我们也就放心了！”天亮后，李医生留下药品就随我外公赶回沈家门。上午，葫芦岛的头面人物翁贤方听人讲杨老先生家昨晚半夜里进出许多人，现在大门紧闭，就急忙来杨家敲门。
这时，我父亲已听出来是翁老先生敲门，他赶紧将三位英国盟友藏到堂后隐蔽起来，并以礼相待地开大门接待翁老先生，翁老一进门就问：“大女婿（我父亲是杨家大女婿），阿伯今天不客气，你有什么秘密事情瞒我？”我父亲知道翁老是位有资格的老前辈，就把救人的事告诉了他。翁老一听，万分焦急地说：“大女婿，我求侬（你），阿拉（我们）葫芦岛小，家家住的都是草房，东洋人（即：日本人）一旦知道这事，可一把火就能将葫芦岛烧得精光，侬不要害我和大家，我要下逐客令了。”当时，我父亲就向翁老表态：“请翁老放心，等天一黑，我一定将他们送走；但请翁老前辈保证给予保密，对外仍说是杨家筹备过生日做寿。”就这样，三位英军盟友经过名医的打针，服药和安心休息，身体得到了及时的恢复。伊文思和我父亲还互赠了礼物，他们三人还要走了我父亲的照片和纪念品，以作留念。但遗憾的是英国人送给我父亲的纪念物，在公元1947年6月14日，因国民政府定海县保警第三中队长、沈家门警军联防办事处主任王雪瑜等人怀疑父亲曾与共产党员徐小玉的来往，将他杀害后抄家抢走。
　　当晚，我父亲在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等人的专船护送下，将三位英军盟友直送定（海）象（山）抗日自卫大队第四大队驻地郭巨甘露庵。这时，王继能大队长也得到了我父亲的报告，即刻赶到部队驻地，当他拜会了三位英军盟友后，马上和我父亲说：“阿弟，你我扬眉吐气就在今朝！”我父亲答：“阿哥，你讲这话太俗气，只能和我一人说，千万别在外面说，你我都要保持中国人自己的人格和国格。”王答：“谁叫我俩是结拜兄弟，我们哥俩有什么话不可说呢？既然救了人，还是大家拍照留个念吧，也可留下救人的证据。”三位英国客人也急着要求与我父亲和王继能及前来送别的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吴其生五保长、警卫排窦飞云（熊）、忻元寅等合影。拍照后，王又与我父亲商量：“阿弟，这次送走三位英国客人，要经上级同意，还需花很多钱，我虽是一户大家庭，你也知道，经济上已入不敷出。”我父亲即答：“阿哥，请你放心，这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你就放心回集训队好了。”第二天，王继能与三位英国盟友相拥告别后就回集训队了。
　　经过几番周密安排，我父亲终于派了忻元寅（现年87岁，曾于1998年写过《护送获救英国战俘亲历记》等回忆文章）、陈根友和江明远等16人（注：还给了许多路费）把三位英国人护送到象山，又由国民政府定（海）象（山）县苏本善县长派人护送到浙江省政府（抗战）所在地云和县，转抵“国都”重庆英国驻华领事馆。由于三位英国人在重庆广播电台披露了日军的不人道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和声讨，从而使其他三百八十一位“里斯本丸”幸存者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得以生还英伦三岛与亲人团聚。
　　营救抗日英军和侨民之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父亲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做的事。现在，旧事重提，有关方面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编成电影等文艺作品，市委宣传部还牵头正式成立了《历史研究会》，该段感人心怀的历史在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借此机会，经过回忆，特拟文以示纪念和供参考。
　　由于时间日久，有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有所遗失，难免有不完整之处，还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继续共同努力，使该段历史真实再现，并对繁荣舟山经济和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后，我衷心感谢大家为二战中那段足以震撼世界的历史重见天日所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这么多年还能记得我那坚强而又善良可敬的父亲！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口述回忆：缪芝芬　笔录整理：王永建
           二００三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