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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与战争遗留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 年4 月23 日至26 日由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民国档案》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日战争与战争遗留
题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近50 名学者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中日关系现状与民族主
义问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中日战争专题”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一 中日关系现状与民族主义问题
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一个受到学术界内外广泛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否认侵华战争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有关民
族主义的话语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如何评判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探讨。
步平在《日本战争责任认识的社会思想层面研究》一文中通过分析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认识的形成的过程认为战后初期虽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
进行了追究但是在日本传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使战争责任的追究问题极易被引到错误的方向。因此他主张必须从思想层面对此进
行思考才能够对其战争责任认识的情况有整体的把握从而正确地确定我们的对日政策。王希亮在《论日本战争遗留问题长期搁置的民族主义
因素》中认为战争遗留问题的长期搁置实质上是日本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所导致的。他指出:“偏激、排外的民族主义成为日本当局鼓动民众
、振作民心的‘法宝’又是转移视线、缓解国内矛盾、消除泡沫经济影响的得力工具。”林治波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民族主义?》一文中
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现今需要民族主义但中国需要的是温和、理性、开放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极端、狭隘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前者需要倡导后
者需要预防。王新华认为为了体现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和尊严应大力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研讨抗日战争并提议在抗
战胜利60 周年之际中国应主动邀请盟国首脑来华参加庆典。袁成毅在《回归理性的必然诉求———再论中国要求日本作正式书面“道歉”问
题》一文分析了我们以往在中日关系中认识上的若干误区认为近年来要求日本进行正式的书面道歉无论是就中国政府的立场还是就学界的诉求
而言都是区别于过去的“感情用事”而发出的理性的呼声并不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膨胀的结果并强调在日本道歉问题上中国应当只将
其作为一种策略以促使日本真正对侵略战争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宜作为现实的外交目标加以追求。苏智良在《靖国神社参拜与中日关系》
一文中认为日本首相持续地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中日政治关系的严重障碍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原则问题上的不退让态度
不仅是为了中国为了亚洲也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正义和和平事业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日本。李宗远的《20 世纪50 —80 年代末日本右翼势力
发展的主要特点》分析了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末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并将其划为三个阶段:即50 年代的恢复阶段;60 年代至70 年代初的
猖狂活动阶段;70 年代中至80 年代末的发展、巩固、充实力量阶段。
孟国祥在《中日外交“新思维”中的历史因应》中针对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认为中国对日外交“新思维”已超出中国国内的学术范畴
产生了国际政治影响。虽然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中日两国携手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但前提是中日之间必须构建起新的战略互
信。他认为即使采用“新思维”中日两国也不可能绕开历史认识问题。简兆平的《中日关系现状浅析》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中日关系
中令人担忧的若干问题。林晓光《利用教科书为侵略历史翻案:值得关注的日本政治倾向》对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
争、否认战争罪行的所作所为及其对日本政治走向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二 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
郭必强根据台湾“国史馆”有关档案提交了《战后对南京大屠杀伤亡人口及财产损失的调查———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工作为中心的评价》一
文指出赔偿委员会有关南京大屠杀伤亡人口及财产损失的调查统计是战后一次较大规模、有周密详细计划的日军暴行调查但由于历史的、环
境的原因留有很大的缺憾。后来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垮台赔偿委员会迁台此项工作不得不终止这给后人的研究及向日本政府索赔工作
客观上都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与战后社会调查(1945 - 1947) 》也对战后国民政府各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
查进行剖析认为虽然受到调查经费和调查人员缺乏等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在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事实
论证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失但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材料完全可以确认南京大屠杀案的成立。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
之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考察了抗战期间日本军人对中国妇女的残酷迫害
他得出的结论是: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残杀迫害范围广泛规模巨大持续时间久长 有数百万中国妇女遭日军残杀致死伤亡总计应在
1000 万人以上;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杀戮、强奸、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残害表现出对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全面背叛、对人类理性的
彻底蔑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的极端否定同时也暴露出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近代日本民族的病态心理与残忍性格;侵华
日军之对中国无辜民众实施的暴行其罪恶超越了战争罪恶表现为典型的、极端的反人道罪恶其罪恶之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简单地推诿于战争
。朱成山的《从向井诉讼看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就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战犯遗属向井千惠子等3 人诉《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案进行
了分析认为:“百人斩”诉讼不是偶然的它和日本80 年代从头开始出现的教科书诉讼、90 年代以来出现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右倾保守势力发展
以及新世纪以来日本推行做“普通国家”、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等一系列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其根源是战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没
有得到解决。王选的《从细菌战诉讼看历史问题》以细菌战诉讼为例从它发起、经过、现状和前途等多个方面分析和讨论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
留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管建强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劳工对日索赔的回顾与展望》对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的历史背景、
劳工诉讼的展开与法律障碍的突破以及劳工诉讼案阶段性胜诉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展望他提出:在艰难曲折的中国劳工对日索赔
的进程中在日本律师和日本市民运动的帮助下个别判决已经率先突破了“国家无答责”、“诉讼时效”和“个人请求权”的障碍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阶段性胜利。吴永明、谢志民的《民间对日诉讼的法律思考》则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日本政府拒绝受害赔偿的不合理性指出民间对日
诉讼遭遇的种种困难不在于法理障碍更重要的在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认识态度。他们提出各国政府应高度重视民间对日诉讼索赔活动通
过联合的外交手段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为民间对日诉讼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范展在《花冈和解与民间对日索赔之前景》一文中提出“
花冈和解”方式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维护现实中日关系之间找到了一个不失为有效的契合点。他认为此类和解方式为发挥政府在民间索赔中
的作用提供了某种暗示和实践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
在讨论战争遗留问题中与会的部分代表还提出除了要调查抗战期间普通民众的战争损失外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当时参加抗战的现存的
国民政府士兵进行认定。也有代表建议成立“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以期通过确定法定假日的形式有效地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 中日战争专题研究
马振犊的《中国军队抗日战略的分析》根据有关档案史料对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军事战略进行了整体分析和分阶段研究。文中充分肯
定了中方主动发起“八一三抗日战役”对中国全盘抗战的战略作用。对中国政府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的国际战略他认为此举在配合世界反
法西斯作战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对于国内的抗战并无直接的有利影响。该文还对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制订“反攻”战略计划的国际政治意图进行
了研究认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并不存在正规意义上的反攻战略行动。陶水木、夏卫东的《评抗战时期的黄绍 》全面考察了黄绍 在抗日战
争时期主政浙江的历史认为黄绍 就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一系列革新举措增强了浙江的抗
战实力但黄绍 也为此受到蒋介石的指责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在此压力下黄逐渐退缩其施政方针转向右倾对浙江抗战产生消极影响。唐
洪森、田庆华的《“里斯本丸”事件研究》通过对1942 年10 月发生在浙江舟山附近洋面的“里斯本丸”事件的研究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的
罪行。
张生在《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一文中提出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着意争夺国民党政治符号并加以运用。由于重庆方面比
较得力的反制日方本于自身利益的掣肘以及其侵略本质无法改变特别由于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强势反击 汪伪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战中
软弱无力其运用也流于断章取义和狡辩效果不彰。曹必宏的《汪伪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及其演变》对汪伪政权的文化教育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汪伪奴化教育方针政策以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汪伪国民政府建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阶段从
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汪伪国民政府垮台。文章系统考察了两个阶段汪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具体措施和产生的影响。潘国旗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
政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以往人们所持的“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经济困难从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政策”缺乏
足够的说服力。他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三管齐下的办法而以募债为重点。从1939 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加速趋势
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致。国民政府1941 年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具有以往论者所强
调的经济意义而且也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但是从财政自身所固有的独
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张根福的《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对整个抗战时期的安徽难民迁移进
行了研究。他认为当时安徽省的难民流徙绝大部分属自发、非组织的行为在地域分布上显得非常广泛而复杂。无论省内迁移还是迁向省外
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难民人口的迁移一方面促进了迁入地经济、社会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和社会问题。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代表们所提交的论文提出了不少富有见地的新观点这对于推进中日战争与战争遗留问题研
究的进一步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袁成毅1964 年生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夏卫东1975 年生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 
